由环保部对环境保护不力的地方政府进行“预警约谈”，这种监督工作机制，理应提倡。但问题是，反映一个地区大气质量的PM2.5、PM10浓度，是一个动态的检测数字，如果一个地区的空气质量没有得到根本改观，那么这组数字也就难免存在时升时降的反弹问题，如此再多的“预警约谈”，可以说对于大气污染防治还是治标不治本。
随着新环保法的实施，依法治污不再仅仅停留在经济处罚层面，还将对相关责任人追究责任，彰显了我国依法治污的信心和决心。然而，新环保法在实践中遇到了很多问题：公益诉讼的案例并没有大量涌现；对诉讼案件，地方法院不立案、地方政府不执法现象较为普遍。新环保法之所以在实施中陷入尴尬境地，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GDP考核存在缺陷，没有把衡量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因素充分考虑进去。比如，在资源开发中，某些地方狠抓的只是看得见的财富，有时往往忽视了看不见的生态破坏。因此，某些地方“先污染、后治理”，“高耗能、高污染、低效率”的现状一直难以改善。
如果说过去GDP考核忽视了“环保有价”的理念，那么推行新环保法，就该尽快弥补上传统GDP考核未能衡量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的缺陷。在具体操作中，应该把资源消耗、环境损害、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，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。
因此，大气污染防治在落实“预警约谈”行政问责的同时，还应该将环保列入考核的绿色GDP，全面客观反映经济活动的“环境代价”。推行绿色GDP，其目的就是弥补传统GDP未能衡量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的缺陷，是基于对现行考核体系的有益补充，而非否定。只有这样，才会让这部好的法律成为“利器”，让各种污染行为少些，再少些。